针刀医学,我的生命所系(二)
 
 
发布日期:2007-11-07
 

针刀医学,我的生命所系(二)

------朱汉章教授自述

 

 

我在17岁以前没想到要做什么医生。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做一个政治家,或者做一个政治理论家。我们小时候大概都属于这三种情的一种,要么是天才,要么很普通,要么很迟钝。我可能是属于比较好的那一种类型。我在小学读书,老师就叫我帮他上课,他不上,要我来上课。这些老师,我的小学老师还健在呢,他们那时候就认定,朱汉章将来不得了。后来从初小考到中心小学高小,更是这样的,每天的辅导课都是我上。我小时候为人就比较好,比较善良,叫他们挑剔还挑剔不到我什么错误。另外嘛,我从小模样不错,比现在要好点儿,从小那模样儿挺可爱,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比较喜欢我。从小、从小学到高中,没有哪一个老师不喜欢我。你看我在学校受宠到什么程度,那时候,在最穷最穷的荒年,1961年农村饿死了多少人! 学校里所谓叫保护青少年,中学生的待遇是一天三两玉米面,六两山芋干粉,也就是地瓜粉。实际上三个人的饭不够我一个人吃,就穷到这种样子,我的老师都能把他的饭每天省一些下来给我吃。就这样,真是恩深如海呀,后来等我有条件以后多次到我老师那儿去。哎呀,他们激动得不得了,朱汉章还能想到我!我说,这是必然的,不在于他们教我多少知识,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我的那种爱护。那时候我没有他们,身体长得也不会这么好,那时候天天没有饭吃啊。我们那些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的,作为国家正式干部分来的,还有少量的供应粮,农村根本就没有吃的。我告诉你们那生活简直是,树皮、草都吃光了!是这种状态,我呢,始终还没受到大的委屈。包括有些有钱的同学,也有家里当大官的同学,对我都挺好的,他们帮我度过了那个危难时期,把我没有饿伤,更没有饿死。我那时候坚持不懈地看书。有一次放暑假,我们中学老师回家,把他的饭票给我了,说你就别回家了,家里也没有饭吃。哎呀,我可得到了好机会,我就住在他那间宿舍,一个暑假看了几部大书。

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是嗜书如命,读的书比较多、比较杂。因为那时候我有时间。1966年我还在读高中,全国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呢,因为我父亲是“漏划富农”,所以我就成了“狗崽子”,那红极一时的“红卫兵”袖标,可把我羡慕坏了,但是,遥不可及呀,革命不需要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还能有出头之日啊,要是知道的话,该是能免去多少痛苦!我被革命抛弃了,我只有钻进书堆里去。当时很是读了一些哲学方面的书,因为外头在搞革命嘛。记得读的书有《哥达纲领批判》、《西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原理》,孔、孟、老、庄的东西也读了可少,对西方的先哲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培根、康德、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东西也比较熟悉。有了这些基础,再看看把我抛在一边的如火如荼的革命群众,自己很有一些世人皆醉惟我独醒的遗世立的感觉,于是又禁不住要站出来纠正时弊。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写了一本《论社会主义经济大革命》。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提高科技水平,然后调整生产关系,进行社会大变革。现在看来,我那时还真点儿政治天赋呢,可惜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当时,我虽然年龄不大,但很以自己的学问自豪。但是像我这样一个政治地位的庭,我周围的革命群众可不买我的账。毛主席说是政治大革命,你说经济大革命,你反动,跟毛主席唱对台戏,我说没有没有,我说,这都是马克思列宁的议论,我没有敢跟毛主席唱对台戏。他们根本就不懂,就抓住一个题目。但我后来还是老实了,改行了,改行也有原因的。当时我把这部书稿拿到南京大学政治经济教研室给方乃武教授看,请他推荐出版。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在华东地区是有的。方乃武教授看了书稿,他震惊得不得了。哇!这么一个高中生啊,写出这么样一种深刻的东西。他告诉我,“但是我不能推荐你,我要是一推荐呀,我俩都完了。但是将来学校要复课时,我可以向校长要求免试收你读我的研究生。”他当时让我把书赶紧收起来。但后来南京大学还是有人给我印了一百多份,刻了一百多份。就那本书,印出来了,1966年印出来了。我1965年开始写的,是我在(南京)大学里结识的几个朋友印的。这个人现在是《群众》杂志的总编。当时他二十几岁,我十六七岁。他当时对我特别好,留我在南京大学过了一个月,吃住全是他供应的。他用钢板刻的印的,还是挺像样的,上面还印着毛主席头像呢。

这个事件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想通过政治途径成就一番事业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打击使我深深认识到,这条路已经不可能。我想啊,通过什么东西能实现我的理想呢?只有走行医这条路。为什么走这条路?有两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一个很有名的民间医生,他是跟国民党跑的,不相信共产党,他是做了国民党的高级医官,一般地方的共产党的地下党有名的文化人都认识他,他多次报告给国民党,这个地方的地下党都被逮出去枪毙了,逮捕了很多的共产党。所以解放以后他就被抓回来了,抓回来按照他的罪绝对是死罪。然而他是个名医,名气很大。他坐在牢里头,淮阴一位公安局局长家里人有病要找他。那时候杀人程序在县里批,县长一批就杀人。这个公安的人来看病,他8剂药把人吃好了!领导说,这个人啊,虽然有罪,但他有用,就不杀他,可以免于死罪。这样一弄啊,县委呀、公安局呀、书记呀、游击队队长呀、司令员呀都找他看病,结果呢就在牢里专门弄一间诊室,越看越多,最后不但死罪免了,还出来了,叫监外执行。监外执行实际比老百姓吃香多了,比一般的共产党干部都吃香,那是解放初期,包括地委书记以上的坐吉普车的那就是不得了啊,吉普车来回接送他。后来五几年成立县人民医院,他头一批,到人民医院做人民医院的正式医生,国家正式医生,但带了一个帽子,四类分子;再过几年,调级,腾地一下子又成了国家于部,人民医院第一批的干部,第一批的专家。所以,他呀,一辈子,挺好!后来,由于他给司令员看病,他的孙子都去当兵去了。当兵,那时候,一般人当不上兵,这件事对我的冲击特大。他这是靠什么上去的?靠的是他的医术。通过这个渠道,我家的这个漏划富农的问题对我的不利影响都能克服掉。

(编者注:该文根据朱汉章教授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论坛讲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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