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朱汉章的友谊

[作者简介：王晓智，江苏省南京新中医学研究院院长。]

一副没有下联的挽联

2006年10月14日是我此生难忘的日子,也是众多针刀医学同仁难忘的日子。这天清晨，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是施晓阳异乎寻常的声音：“朱院长去世了!在山西长治。”

这突如其来的信息使我万分震惊。始则不信，可能是朱院长心脏病突发，正在抢救，凭他顽强的生命力完全能挺过来的。继则不断接到各地朋友的电话，告知我同样的信息和有关情况，待中午时分朱院长身边的人向我通报了这一信息，我这才相信是真的了。

我被这一噩耗彻底击倒了，整天辗转在床上，神情恍惚，木然呆滞，无言无泪。脑海里间或闪过这样的情景：朱院长静静地躺着，鼾声如雷。心想：他太累了，待好好睡上一觉，他会醒过来的，我们还会见面的。转念一想，这不是天真的幻想吗？朱院长真的走了，40年的老友永远见不到了，想到这禁不住失声痛哭，老伴闻声过来相劝：不要这么伤心了，但她的眼圈也是红红的。因为她是我们多年友谊的见证人，许多事件她也是亲历者，许多情节、细节她都记忆犹新。年过花甲的人了，生离死别的事已经历了不少，可这次对朱院长的倏然离去却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一任老泪纵横。

自上个世纪的1967年初冬第一次见面，青年朱汉章揣着5万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大革命》来到南京大学的南园我们相识，已近40年。那时他17岁，是一个没有毕业的高中生，我23岁，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待我们80年代在南京再次见面，他已经是小针刀的发明人，我则成了一家报社的记者。虽然我们干的行当不同，但青年时期的友谊和小针刀的事业，使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20多年来，在我的文字生涯中，写得最多的名词是“针刀医学”，写得最多的名字是“朱汉章”；20多年来在我的社交活动中，讲得最多的也是“针刀医学”和“朱汉章”。可以说“针刀医学”和“朱汉章”已占据了我人生1/3的岁月，已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如今“针刀医学”留在了世上，而“朱汉章”留在了我的心中。

这些天来我一会在床上躺着，一会儿在书桌前坐着，一会在平台上踯躅独行，满脑子里都是“朱汉章”，往事如蒙太奇镜头一幕幕在眼前闪过。作为一生从事文字工作的老友，应为他写一副挽联送到他的灵前，但因为思绪凌乱，精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只有断断续续的片言只语，连贯不起来。朱院长走了七天了，我的挽联至今没有对出下联，只有上联：

四十年前南园相识，二十年为针刀共同奋斗，

多少往事，无尽怀念，最难忘获尤里卡金奖之夜，烛下你我对酌；

迟滞的思维，散乱的文字，我真感到有点“江郎才尽”，我不知何时才能完成这副挽联。

记得1999年夏天在我给朱院长的一封长信中曾写道：“我希望您把这封信留着，再过十年二十年，待事业已成为过去，我们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时候，再拿出来看看，回首往事，品味人生，是否感到默然……我把感情埋在心底，再过十年二十年，到那时不管你我处境如何，一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早已忘却，金钱真的成为‘身外之物’，留下的只有美好回忆和纯真情怀，那时我们带着净化的心灵像青年时代一样携手同游，或登上王勃作序的滕王阁，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或登上范仲淹题记的岳阳楼，‘把酒临风’、‘宠辱皆忘’、‘心旷神怡’，那才是人生的极致。我相信会有这一天的。”可惜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有了。

“真知味”最后的晚餐

朱汉章走了,永远见不到了。痛定思痛，又感庆幸，近3年来我和朱院长每年都能见面。2004年4月首届脊柱医学论坛在北京昌平举行，会议期间我们两次聚会。2005年4月，他专程来宁出席南京国际针刀医学学术交流大会，实现了我们在针刀培训20周年之际与国内外针刀界同仁、新老朋友在南京团聚的共同愿望，也圆了他多年来“衣锦还乡”的梦想。2006年7月，我和老伴去东三省旅游，最后一站至大连，适逢第6届针刀医学学术交流大会在此召开，会议期间我们又多次聚会、长谈。

更让自我安慰的是，就在他辞世前的12天前，即10月2日，我们又在南京见了最后一面。那是他利用国庆长假期间从北京到沭阳老家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女儿朱阿静，本想直接从沭阳返京，但在当地买不着车票。他从沭阳打来电话请我为他买南京回北京的车票，说他下午到达南京。下午5点朱院长在他夫人才婉茹女士的陪同下到了南京，晓阳安排我们在汉中路上的“真知味”酒家相聚。刚见面握手时，朱院长问我怎么脸色不大好，我说：听说你下午到，一直等着，午休没有睡着。接着，我们在包间一端的沙发上落座，在场的学员给我们照了合影，小才送给我两册北京中医药大学最新编印的合订本资料。我们正聊着，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金宏柱院长夫妇也来看望朱院长。这天晚上朱院长兴致很高，喝了不少酒，我只能以茶代酒，和他频频举杯。席间他再次向我们介绍了今年春天北京香山科学会议的情况，谈到针刀医学被列入“973计划”和“十一五”规划重大课题，谈了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开展合作，在大学开设针刀医学专业的想法。餐后，我和晓阳、陈梅送朱院长夫妇前往车站，车子经过玄武湖遂道东口时，晓阳指着右侧的国展中心说：“原来的金陵中医骨伤科医院就在这里。”朱院长注视着当年创业的旧址，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在车站我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握别竟成永别。

我不相信神灵和天意，但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借助神灵和天意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解脱。朱汉章这次回沭阳过南京似乎就是神灵和天意的安排。朱汉章事业辉煌，功德圆满，似乎死而无憾，但在他心灵深处还有一些未了却的心愿。可能他酝酿已久，利用国庆长假看望一下正在家乡读中学的女儿，也看看阔别多年的家乡父老和儿时的伙伴。但这还不够，冥冥中就是不让他直接回去，非要到南京会会我这个老朋友和晓阳这个外甥、弟子。谁料想“真知味”的聚餐成了“最后的晚餐”。

家乡的粥粉

国庆前夕，一位朋友送来一箱带包装的苏北土特产，其中有5种杂粮混合、熬粥用的粗粉。这种粥，在南京朱汉章母亲给我们熬过，到北京在朱汉章舅舅家里也曾喝过。这些年来，大酒店里的名菜佳肴、山珍海味吃过不少,但都记不得了，唯独这粥的味道至今回味无穷。当我又喝到朋友送来的苏北杂粮熬成的粥时，我自然想起了在南京、北京和朱院长一起喝粥的情景。心想，今天的朱汉章在物质上已经不缺什么，他从小爱喝的家乡的粥恐怕是不会有的。我很不好意思地向苏北的朋友又要了一箱，准备寄到北京。还未寄出，朱汉章来南京了。当我们在“真知味”饭桌上谈起一起喝粥的往事，他依然一往情深，兴趣甚浓，说：“这粥多种成份科学搭配，营养全面，是个好东西。”我说：“走时给你带上一箱。”本想饭后我们一起上车到办公室把东西带上，但吃完晚饭已经8点一刻，再绕到新街口到中华路办公室，遇上堵车就赶不上9点的火车了，于是决定直接送朱院长去车站。

我最后一次与朱院长通话是10月8日，主要是问他把东西寄到四合新村家里还是学校，他说就寄到学校，并告诉了我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邮编和详细地址。工作人员把箱子用胶带封好拿给我看看，我嫌他们写的地址和朱汉章的名字不够好看，重新在一张《结业证》的反面亲自写了一张贴在上面，端详了一番，让他们寄去。这包裹他没有收到就辞世了。他永远喝不到他喜欢喝的家乡的粥了，也永远收不到老朋友的这一点心意。

一张40年前的合影

就在“真知味”席间，小才同志向我问起我和朱院长年轻时的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是上个世纪60年代我和朱汉章在南京第一次见面时游玄武湖时照的。同行三人，朱汉章、我和南大中文系同学芮从东（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朱汉章居中，我和芮从东分站两旁。近景是湖边矗立的太湖石和一株短松，远处是喇嘛寺的砖塔。拍过这张照片，两三天后我们就分手了，朱汉章回到了老家沭阳。此后天各一方，彼此杳无讯息，不知今后还能不能见面，更想不到他日后发明了小针刀疗法，以至成为针刀医学的创始人。但对这张40年前的老照片，我一直都珍藏着。在漫长的岁月中，虽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和工作调动、抄家和搬家，至今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在由去年南京国际针刀医学学术交流大会实况制作的《针刀医学群英会》录像片末尾曾经用过。小才同志听了颇感兴趣，要我用电子邮件发给她。当10月8日我把这张照片发过去后，10月10日在王沭林与我通话时说：刚刚我们还在电脑里放出了这张照片，朱院长还让小才、沭林他们猜猜照片上哪个是他，哪个是我？

小才同志还给我谈到，中央电视台正在筹拍朱汉章的一个专题片，要我提供朱院长各个时期的一些图片资料。前年春节期间我曾初步整理过多年来集存的照片，把朱汉章和有关针刀医学的照片归为一类，装在一个档案袋里，并刻成一个光盘。小才说，那太好了，也要我发给她。因数量太多，占空间太大，网速太慢，我只好选有代表性的15张发给了她。这时间大约十一、二号，就在朱院长去世前两、三天。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凡是人家托我办的事情比做自己事情还要急。当时给小才发这些照片是为了配合她的工作，现在想来，时不时冒出一些迷信的念头：如果我迟迟不发这些照片，或许能留住朱汉章晚一些离去。